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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锐实力”背后的霸权逻辑和双重标准

2018-04-24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锐实力”背后的霸权逻辑和双重标准

——访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教授谢韬

 作者:毛莉 

  长期以来,一些西方国家总是习惯戴着有色眼镜看中国,热衷于给中国贴上各种各样的标签,当前在西方舆论场流行的“锐实力”就是其中一个。这个美国智库新近抛出的概念,实质上是对中国努力提升文化软实力的肆意抹黑。“锐实力”在西方的提出和热炒绝非理性的学术和政策探讨,而是“中国威胁论”的最新版本,中国思想舆论界必须发出正本清源、廓清迷雾的响亮声音。本期“学海观潮”对话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教授谢韬,深入剖析“锐实力”概念背后的霸权逻辑和双重标准。

  “贼喊捉贼”的强盗逻辑

  《中国社会科学报》:用“锐实力”这个概念污名化中国的手法实际上并不高明。媒体、学术、文化、青年交流等国际社会的正常交往活动,因为行为主体是中国,就都被纳入了“锐实力”范畴。同样的公共外交,西方国家使用就是软实力,而中国、俄罗斯使用就是“锐实力”。如何透析“锐实力”学术包装下的虚伪性?

  谢韬:“软实力”和“锐实力”这两个概念的词源都是实力(power)。在1990年出版的《注定领导世界:美国权力性质的变迁》一书中,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提出了“软实力”这个概念。在奈的笔下,软实力是一种“塑造他人偏好”的能力,它通过吸引而非强迫或收买达到目标,能够“使他人想你所想”。

  “锐实力”一词最早出现在《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2017年6月的一篇文章里。随着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2017年底发布报告《锐实力:上升的威权主义影响》(以下简称“报告”),“锐实力”开始在西方思想舆论界被热炒。这份150多页的报告指责中国和俄罗斯通过“拉拢”“操纵”和“分散注意力”等手段,对拉美和东欧一些新兴民主国家的媒体、学术界、文化界和智库发起了一场精心策划的“信息战”,将中国和俄罗斯的正常公共外交活动比作攻击西方民主价值观的“刀尖”和“针尖”。

  “锐实力”给新一轮“中国威胁论”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但只要稍加分析就不难发现,这种所谓的“理论依据”逻辑混乱、漏洞百出,根本无法自圆其说。报告虽然认为“锐实力”与软实力非常相似,都是“塑造他人观点的一种能力”,但强调前者不是基于奈所说的“友善的”吸引力,而是基于“恶意的和侵略性的”信息操纵。在报告撰写者眼中,“锐实力”和软实力的根本区别在于塑造行为的主体是谁以及用什么样的价值观来塑造。如果主体是西方国家,那就是软实力;如果不是西方国家,则是“锐实力”。如果是西方价值观,那就是软实力;如果不是西方价值观,则是“锐实力”。

  这种双重标准充分暴露了西方中心主义的傲慢与偏见。一些西方国家在全球范围推销所谓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靠的真的是“友善的”吸引力吗?通过文化和教育交流宣扬西方民主并培养“民主斗士”,资助宣扬西方民主的媒体和非政府组织,资助和培训目标国的反对党从事竞选活动,利用美国之音和自由亚洲电台等宣传机构批评目标国政府,通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胁迫受援国进行西方式民主改革……这些美其名曰“民主援助”的行为不是“锐实力”又是什么?冷战结束以来的历史表明,美国为了实现推广西方民主这个目的可以说不择手段,甚至还不惜用最尖锐和最坚硬的武力来颠覆他国政权。如果说“锐实力”概念真的成立的话,恐怕套在一些西方国家自己身上才最合适。

  《中国社会科学报》:对中国来说,公共外交的基本活动是面向外国,塑造良好的国际形象。如何回应“锐实力”对中国公共外交目的的误判?

  谢韬:改革开放初期,为了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经验,以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我国外交政策的重点是“把世界介绍给中国”。经过40年的飞速发展,中国的综合国力已经跃居全球前列,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在此背景下,我国外交政策的重点,也就自然而然地转为“把中国介绍给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道路和中国发展,中国的公共外交活动随之呈蓬勃发展之势。

  任何国家的公共外交都包括“走出去”和“请进来”两部分。中国通过大力加强中国媒体的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打造孔子学院和海外中国文化中心等平台,派遣中国文化代表团到海外交流演出等方式,积极推动中国文化阔步走向世界;同时中国敞开胸襟、拥抱世界,通过举办各种大型国际会议和体育赛事、邀请国外学者和政府官员来华参加各种论坛和会议、吸引海外学生来华留学等方式,努力为外国人近距离感受真实中国创造条件。应该说,近年来中国的公共外交活动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中国品牌、中国声音、中国形象在世界上的认可度正在提高。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由于“西强我弱”的不平衡国际话语权格局,回应和消除外界质疑是中国公共外交的首要任务。当中国公共外交的姿态从被动防御变得更加积极主动时,一些无法调整心态的西方人就不习惯了,试图以诋毁、歪曲中国公共外交的手法遏制中国国际形象的提升。

  事实上,这种诋毁毫无道理可言。一个国家通过开展公共外交提升国际形象是国际通用做法。长期以来,美国在公共外交方面投入了大量资源。例如,设立面向海外听众的美国之音和自由亚洲电台、向世界各国派遣“和平队”、通过富布莱特奖学金资助美国学者“走出去”和其他国家学者到美交流、派遣美国娱乐界和体育界明星担任友好大使,等等。其他西方国家在开展公共外交方面也不遗余力,英国文化委员会、法语联盟、歌德学院等都是典型例子。

  同样的公共外交活动,推广西方文化就是天经地义,而推介中国文化就被无端指责。这就是典型的“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西方自信心严重受挫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当今世界,和平合作的潮流滚滚向前,零和博弈愈发陈旧落伍。“锐实力”所折射出的,是一些西方人疑邻盗斧的古怪心态,是根深蒂固的冷战思维

  谢韬:的确,“锐实力”概念充斥着意识形态偏见。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随着中国日益强大,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不断上升,美国国内不少政治精英对中国的焦虑感正在急剧上升。正如美国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斯达特在其经典著作《美国政治中的偏执风格》中指出的那样,当美国面临内忧外患的时候,一些社会群体就会臆想出“一个庞大而邪恶的、试图削弱和破坏既有社会生活方式的阴谋”。对中国充满敌意的“锐实力”概念,可以说就反映了一些美国政治精英的偏执,其本质是针对中国的阴谋论。

  值得注意的是,“锐实力”概念背后的零和思维,在一些西方学者那里也无法得到认同。约瑟夫·奈在评论“锐实力”的一篇文章中告诫,不要限制中国提升软实力的正当活动,因为这些活动不是简单的零和游戏,而是可以实现双赢。例如,提升两国相互吸引力的人文交流,有助于防止两国之间的冲突。在诸如应对气候变化等跨国问题上,软实力有助于建立信任和知识网络,提高国家之间的合作水平。奈还认为,如果西方国家对“锐实力”反应过度,在文化、媒体、学术等领域限制与中国的合作,将会适得其反,损害西方国家自身的软实力。

  《中国社会科学报》:“锐实力”概念的出笼并不是孤立事件。近段时间以来,澳大利亚关于“中国影响力渗透”的争论也沸沸扬扬。如何看待新一轮“中国威胁论”?

  谢韬:我们可以在西方的中国观这个视角下分析“中国威胁论”。从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中国发展就成了国际关系领域的热门话题。西方国家在焦虑和想象中构建了种种并不真实的中国形象,而“中国崩溃论”和“中国威胁论”就是其中的两个极端。鼓吹“中国崩溃论”的,前有章家敦,后有沈大伟;无论他们如何信口雌黄,在中国持续发展、日益强大的事实面前,“中国崩溃论”只能以崩溃收场。

  相比之下,“中国威胁论”在西方似乎越来越有市场。例如,美国著名的中国通白邦瑞在2015年出版的《百年马拉松》一书中,指责美国决策者非但对中国多年来的发展和实力毫无警觉,反而心甘情愿帮助中国发展经济和科技。之所以取名为“百年马拉松”,是因为他认为在2050年左右,中国将在综合国力上超过美国,进而取代美国成为世界领袖。

  如果说大肆渲染中国硬实力威胁的《百年马拉松》代表的是旧版“中国威胁论”,那么“锐实力”则代表了新版“中国威胁论”。它渲染的是中国道路对西方意识形态的威胁,尤其是对西方国家的所谓“影响力渗透”。去年发生在澳大利亚政坛的一系列反华闹剧,可以说是新一轮“中国威胁论”的导火索。在西方媒体的报道中,中国的影响力不仅“渗透”了澳大利亚的政坛、商界和学界,也已经影响到英国、加拿大、新西兰、德国和美国等多个西方国家。

  《中国社会科学报》:这种杯弓蛇影的心态,实际上反映了西方国家在中西力量对比变化下的不自信。

  谢韬:是的,以“锐实力”为代表的新一轮“中国威胁论”反映的,正是西方国家一些政治精英在意识形态上的不自信。要知道,当弗朗西斯·福山在1989年宣告“历史的终结”时,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对西方自由民主绝对是信心满满,认为它必将迅速取代其他政治体制,成为人类社会共同的选择。近30年过去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这两大力量、两条道路、两种制度的博弈,却以意想不到的戏剧性方式呈现于世人面前。不仅一些选择了西方政治模式的国家出现了严重倒退,而且自诩为“西方自由民主灯塔”的美国也陷入了政治衰败的困境。这对西方自由民主的声誉带来了严重负面影响,不由让一些美国学者借用美国前总统伍德罗·威尔逊的名言质问:“美国对民主来说还是安全的吗?”与美国的政治衰败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却“风景这边独好”,这让一些美国精英产生了前所未有的焦虑和恐惧。

  保持战略耐心发展好自己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分析中国面临的国际舆论环境时,还有一个情况值得注意。美国民调机构的最新结果显示,美国普通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达到了近年来的最高值。如何理解美国精英层和普通民众对中国印象的分裂?

  谢韬:为更准确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分析美国精英和公众这两个群体对华感知的民意调查数据。虽然盖洛普和皮尤等民调机构定期调查美国公众对中国的感知以及在对华政策上的偏好,但是,针对精英的类似调查则少得多。就我所知,对这两个群体都做过系列调查的只有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和百人会,但是,前者在2004年之后停止了对精英的调查,而后者的数据已无法从网上获取。就能够获取的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1974—2004年的数据看,美国精英和公众在对华政策某些议题上的偏好确实存在显著差异。

  这种差异在特朗普政府改变对华政策的新情况下变得更为引人注目。去年以来,华盛顿发布了《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美国国防战略报告》等一系列纲领性文件,明确将中国划入战略竞争对手行列。美国一些智库人士和前政府官员也频频撰文,称尼克松以来的对华接触战略已经失败,美国应采取更为强硬的对华政策。相比之下,美国普通民众的对华政策偏好则显得更为积极。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近年来对美国公众的多次调查显示,当被问及美国应如何应对“中国实力的崛起”时,每次都有超过60%的受访者选择“与中国保持友好合作和接触”,而不是“积极努力限制中国实力的增长”。

  由于成长环境、个人经历、教育背景、职业特征、经济地位、社交网络等一系列社会因素的影响,美国精英与公众在几乎所有议题上都存在分歧,因此在对华议题上出现差异也不足为奇。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精英在制定政策时可以完全忽略公众的诉求,因为他们需要选票。大量研究表明,大多数情况下政策的变化是结果,而民意的变化是原因。美国著名政治学家V. O. 基在多年前把民意比作河堤,河堤不能决定河水的具体流向,但可以防止河水溢出,也就是划定政府决策不能逾越的红线。因此,要让合作和接触成为中美关系的主旋律,中国要关注美国民意的走向,努力使其成为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的河堤。

  《中国社会科学报》:对于如何化解新一轮“中国威胁论”,您还有什么建议?

  谢韬:经过40年改革开放,今天的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正在经历从“赶上时代”到“引领时代”的伟大跨越。在中国与世界关系发生历史性变化的情况下,“锐实力”或许不会是“中国威胁论”的最后一个版本。应对日趋复杂的国际舆论环境,从根本上说中国需要以更大的战略自信和战略耐心发展好自己,并以实际行动为世界和平与繁荣作出更大贡献。在提高我国软实力的实践层面,也需要我们作出更大努力。

  推动公共外交主体多样化。虽然中美两国体制不同,但美国公共外交主体多样化的经验值得借鉴。美国最大的软实力资源来自于好莱坞、微软、苹果、谷歌、常青藤名校等非政府主体。巨大的经济成功是中国软实力的重要资源,而企业是中国经济腾飞最直接的参与者与见证者,因此,应鼓励引导更多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成为中国公共外交活动的中坚力量。要思考如何通过中国企业的产品、服务、品牌,让外国受众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方式感受中国魅力。

  创新公共外交活动形式。要力争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开展公共外交活动。例如,可以通过设立各种基金会以资助各国学生来华留学,设立研究理事会以支持其他国家学者来华进行学术交流合作。尽管资助来自中国政府,但是否申请资助以及申请资助的内容由对方决定,从而保证了申请过程的自愿性,让西方国家无可指摘。

  借外国人之口讲述中国故事。大量外国人的涌入,是一个全球性大国的标志之一。随着我国发展持续向好,来华工作、生活的外国人快速增加,这对做好来华外国人服务与管理工作提出了新要求。只有让外国人真正融入中国社会,他们才会成为中国软实力的重要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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