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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复兴的核心取向

2017-12-19来源:武汉大学学报

  作者:郭湛 刘志洪 

摘 要: 中华文明的复兴是当代中国发展的核心问题。在中华文明复兴的一系列问题中,文明复兴的核心取向更具有根本性。传承、创新和引领,是中华文明复兴题中应有之义。作为现代文明的资本文明,极大促进了中国社会各方面的进步,但也给中华民族复兴带来复杂的社会问题和挑战,需要合理应对解决。在对资本文明的超越中创生更高水准的新型文明,引领人类文明发展,是中华文明当代复兴的核心取向和本质特征,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规定与历史担当。抓住当代从根基处超越资本文明、建构新型文明的良机,对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至关重要。然而,当下中国超越资本文明的意识与能力明显不足,甚至存在对西方资本文明的简单效仿,严重制约了华夏文明的创造性复兴。中华民族亟须提升自身文明素养,在实践中超越现代资本文明,创建更高水平的中华文明。

关键词: 中华文明; 资本文明; 新型文明 

  中华文明复兴是当代中国发展的核心问题,也是当代中国哲学关注的焦点。当今中国面对的迫切问题很多,但其中的核心问题即“总问题”,是中华文明的复兴。要真正成为文明活的灵魂,哲学就不能不对文明及其发展加以反思与引导。总体地、根本地省思和推动中华文明的复兴,特别是找准进而确立中华文明复兴的核心理念,是当代中国哲学的历史使命。明确提出对中华文明复兴核心取向的理解问题,会有助于学界对这一历史课题更为充分的重视和研究。

  文明是人类的生存及其结果,特别是积极成果的总体,涵盖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等多维度丰富内容。“文明以止,人文也。”(《周易·贲》)文明是社会的人,即“文化”的人的发展状态。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就是中华文化、中华文明的当代复兴。当前我们特别强调中国的四个自信:道路、制度、理论和文化自信,是四个不同向度的自信,也可以集中概括为文明自信即中华文明自信。这是中华民族近两个世纪历尽千辛万苦,奋发图强,实在来之不易的自信。但自信以自觉为前提,没有自觉的自信可能成为盲目乃至偏执的自负。因此,在强调文明自信的同时,中华民族同样需要对自身的文明及其复兴形成高度的自觉。

  在中华文明复兴中,这种文明的核心取向更具有根本性。中华文明复兴的核心取向是什么?中华民族应该把自己的文明复兴为怎样的文明?华夏儿女需要向自己提出并反思这一问题。对它的回答内在规定着中华文明复兴的走向。合理的理解能够指引我们的文明顺利实现当代复兴,而错误的观念却可能将我们导向弯路迷途。在历史和现实的基础上,创生一种能够开创中国和世界未来的新型文明,即超越现代资本文明的社会主义文明,是中华文明复兴的核心取向。生成更高水准的文明形态,进而引领人类文明发展,是中华文明复兴的时代担当。

  一、 传承、创新和引领:中华文明复兴的要义 

  复兴的前提是传承,但传承不等于复古。简单全盘复归旧有文明不可能实现文明复兴,只会成为波澜壮阔历史剧中的一段插曲,甚至沦为浩浩荡荡时代大潮的短暂逆流。历史上文明的真正复兴,乃是再度兴起或再次兴盛。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文明复兴,只能是文明传统在新时代条件下的继续、再造和优化。传承、创新和引领是当代中华文明复兴的基本要义。“东西方文明兴衰的规律表明:文明复兴的过程必然是文明再造的过程,文明唯有再造,方可复兴。文明的再造,是对传统文明扬弃更新的过程,既包含对传统文明优秀成分的继承和升华,又须摆脱传统文明糟粕成分的禁锢和束缚。”在人类历史上,凡属成功的文明复兴,都是优化或革新传统文明而结出的甜美果实。中华文明的复兴也不例外,它意味着立足传统提供的前提,摆脱原有文明范式的羁绊,确立现代文明的理念和道路。所谓“梦回唐朝”,为再现昔日荣光而回归强大的封建帝国,既不可能也不必要。要在21世纪实现伟大复兴,中华民族必须将自己的文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是华夏文明复兴的关键环节。

  但没有优秀文明传统的复现也不是复兴。一种文明的复兴不能变成对当下强势文明的简单模仿。盲目舍弃自身文明的合理因素和优秀传统,完全复制外来文明,只能让自己成为别种文明的附庸而丧失复兴的可能。虽然在理论上很容易明白这个道理,但在实践中却极易陷入这一泥潭而不自知。“近代以来中国在西方文明冲击下形成了被动回应的思维范式,不自觉之间为其所主导。面对西方的‘挑战’,中国不仅以学习西方为圭臬,而且不自觉地卷入到西方主导的思维模式中,由此形成了‘超英赶美’、‘建设现代化国家’的主流叙事,在不知不觉中消解了中国文明的主体性。”一味以当下的优势文明作为模板追赶,而不加以批判性反思和超越,根本无法实现中华文明伟大复兴。因此,中华文明的复兴也意味着挣脱西方文明范式的羁绊,重建中华文明自信。在新时代条件下,对西方文明加以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也是中华文明复兴题中应有之义。

  文明的复兴是复现与新兴的统一。二者相互依存,缺少任何一方都不能构成复兴。但相比之下,后者是文明复兴更为本质的向度。没有文明的自我创新,中华民族就不能浴火重生。中华文明的当代复兴,是以创新文明作为基本内涵的。无论是对传统文明的再造,还是对西方文明的扬弃,指向的都是文明的创新,都是在传统文明和西方文明基础上建构新的文明。100年前,对中国文明充满期待的罗素就曾说过:“如果中国的改革者在国力足以自卫时,放弃征服异族,用全副精力投入于科学与艺术,开创一种比现在更好的经济制度,那么,中国对世界可谓是尽了最恰当的义务,并且在我们这样一个令人失望的时代里,给人类一个全新的希望。”这些话语对今天的我们仍然富有启迪。当然,在这里,将“经济制度”置换为“文明”,所表达的含义会更为全面和准确。

  完整意义上的中华文明当代复兴,不只是经济总量这种硬实力的复兴,也不只是硬实力加软实力(综合国力)的复兴,甚至也不只是文明名次跃居榜首,而更在于创造出较之现今主导文明更益于人类生存和发展,从而更为优越和高级的新型文明。这是当代中华文明复兴更为深刻的涵义和精神,是其中可能蕴涵的深远历史价值。只有牢固持守并切实践履这一核心理念,华夏文明在当代的复兴才是现实性和高标准的。反过来说,缺失这种内在核心取向的文明复兴,只能是表层的乃至虚假的外在复兴。自觉传承和创新文明的中华民族,有能力也有条件超越自身文明和其他文明的局限,构建起一种更新的文明形态,展现出当代与未来中华文明博大的格局与气象。

  逐步创生新的文明后,积极为世界文明发展提供有价值的新元素乃至有益的总体选择,对人类文明给予具有历史高度的引领,同样是中华文明复兴题中应有之义。一种能够在当今世界上再兴的文明,一定是借鉴其他文明并对其他文明具有借鉴意义,因而也有助于整个人类文明发展的文明。只有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等方面都有创新发展,中华文明才真正实现了复兴,中华民族才真正强起来。因而,在实现自身复兴的同时,更好地为人类文明发展奉献力量,是渴望再次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的中华民族应有的胸怀和气魄。走向复兴的中华文明不应将自己的眼界停留在区域或国际的权谋之中,局限于一时一处的得失计较,而应将自己的复兴同整个世界文明的发展最大限度地结合起来,使自我发展和人类进步尽可能相互促进。

  经过鸦片战争后近200年的艰苦奋斗,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近40年的不懈努力,中华民族已逐渐恢复文明自信。我们不能只是被动向他人寻求发展良方,而应在实践探索和概括总结的基础上主动为人类发展提供参考方案;不能只是消极追赶西方文明脚步,还应在西方世界困惑徘徊时积极引领人类文明方向。自觉追求新发展模式与文明形态的中国,是一个有能力为人类文明作出贡献乃至重大贡献的中国。“当古老的中华文明开始全面复兴并蓬勃发展的时候,人类文明的发展走到了十字路口。人类文明向何处去?是依然沿着西方文明发展的方向前行,还是沿着中华文明发展的方向前行,抑或沿着东西方共同认可的方向前行?”正在复兴的中华文明能够为人类文明提供宝贵的可能选择,推动当今世界更好发展和革新自己的文明,至少能够激发当代人类对自身文明的反思。

  处于复兴伊始的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的影响刚刚显示,未来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强化这方面的作为。随着这种复兴进程日渐展开,中华文明对人类文明的引领作用必将更加凸显。当然,人类的文明从来都不是单一的,未来也不可能只有唯一优越的形态。正如今天我们反对将某种特定文明标准强加给自己一样,复兴了的中华文明也不会按照自己的模式要求其他文明,而只会在他人自愿前提下为其提供借鉴,并始终在与各种文明的交往中吸取他人优长以提升自身。对一个追求更高境界的民族而言,文明水准的提升永远都是必须的。文明无优劣之分,但有高下之别。高度的文明不仅是人类良性生存的结果,而且就是良性生存本身,理当成为不倦追求的目标。

  二、 超越资本主义文明:中华文明复兴的核心取向 

  中华民族需要奋力开拓的新型文明,实质是超越资本文明的社会主义文明。在对资本文明的超越中建构更高形态的社会主义文明,是中华文明复兴的本质要求与基本方式,是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的中国方案的主要内容。中华文明的当代复兴,不只是从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的转型,而且同时包含对现代文明的超越。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中,发展是原有形态的超越,而超越则是辩证的否定即扬弃。这种扬弃尽可能保留、吸收事物的积极方面,同时否定、破除其消极方面,进而实现综合创新。当代中国对资本文明的超越,也不是简单否弃或全盘推翻,而是积极的否定与扬弃。历史是不能绕过的。作为一种社会整体的、全方位的文明,肇始于西方的资本文明是现代文明的同义词,早已成为中华文明当代复兴的基本境遇。

  在归根到底的意义上,资本文明是一种物化文明,这种文明显著地推进了人与社会的发展。马克思指出,“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继“人的依赖关系”这种“最初的社会形式”之后的“第二大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这种现代文明必须进一步发展,而不是自诩为“历史的终结”,才会开创人与社会发展更好的状态。“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以人的发展为尺度,我们通过现代化进入的第二个阶段的文明,已达到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还没有达到个人全面发展和共有社会财富基础上的自由个性阶段。而物化文明当然还不是真正人的文明。资本主义生产以资本增殖为目的,服从和服务于资本增殖的需要;不但不以人的存在及其发展为目的,而且不惜以人作为手段或代价。不仅物质生产如此,精神生产、社会关系生产乃至人本身的生产也都如此。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基础的文明,在本质上是排斥人、异化人的。这是资本文明与生俱来的根本局限性。早在一个半世纪前,马克思就对此作出科学的揭示和论证。虽然资本主义一直被动或主动调整和改良自身,但资本文明不变的本性使之无法超越自身的局限。资本文明阶段的历史使命,就是为更高文明发展阶段创造条件。

  改革开放以来,资本及其文明迅速在中国大地上扩展开来,在推动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显著改变了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人们的观念与行动越来越被资本,特别是其当代主导形态——金融资本所改造和同化,顺从于资本文明的秉性与节奏,被这一“看不见的手”牵着走。资本文明的冲击使当前中国产生或加剧了许多问题与矛盾。“曲折的发展历程表明,我们在很大程度上还是步了西方后尘,几乎‘继承’和‘再造’了它们发展中的全部问题。”对人的统治与奴役,对社会核心价值和公共利益的侵蚀,对资源的掠夺和对生态的破坏等,资本文明这些典型后果都不同程度地在当今中国出现了。简言之,资本文明虽然有效促进了中国社会的进步,但又在根本上制约着中华民族的发展。无论国内还是国际,越来越多的学者都对此发出了明确的警示。

  20世纪世界风云变幻。在美国成为世界霸主之后,绝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都以之为蓝本设计发展图式,希望把自己变成或至少部分变成美国那样的国家。然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国家取得真正意义上的成功。在中国,许多人也试图走这样的发展道路,做着“美国梦”,这是不具有现实性的。因为缺失超越性的视野,甚至连资本文明的精华都无法把握,更遑论有效吸收和借鉴,从而必然连资本文明的较高水准也无法达到。况且,如果只是简单重复西方国家走过的道路,即使完全融入资本文明体系,中国实际上也难以迈入先进国家行列

  在没有根本超越而是简单重复资本文明的情况下,纵使中国在经济总量乃至总体实力上超过美国,成为新的天下共主,只不过是第二个美国或另一个美国,也没有什么值得庆贺的。中华民族应该有更高的追求。复兴的中华文明所追寻的目标,决非旧式一家独大的霸主文明,而是和平发展的共同体文明。既然美国式资本文明不可能让中华民族实现长远良性发展,那么我们就需要自觉走出一条新路,才能通达更高的文明境界。但这种“新”应该是本质的新,亦即“新事物”的新。从文明角度看,这样的道路就是超越资本文明、建构社会主义新型文明的道路。也就是说,正在复兴的中华文明,相对于原有的封建文明和资本文明,应当具有超越性的核心取向。

  由于不愿意对资本文明亦步亦趋,又不可能同资本文明隔绝开来自行发展,因此,当代中国只能走立足资本文明而又超越资本文明的道路。正如罗素所言:“中国人如能对我们的文明扬善去恶,再结合自己的文化,必将有辉煌的成就。”这样的时代已经到来。当代中国发展道路必然要内在汲取资本文明的有益成果,再从根本上扬弃其文明的历史局限。换言之,在充分利用乃至发展资本文明的同时,也对其加以深刻的变革和超越。这是真正有益于中国长远发展,进而也有助于整个人类通达更高水准文明的解放与自由之路。在这一康庄大道上阔步前行的中华文明,“将作为不同于西方文明的一种文明,在未来几十年间,发展成为有自己特色的、在世界上产生深远影响的重要人类文明,甚至可能在许多方面弥补、矫正西方文明的不足和偏颇。这种历史的大趋势已经越来越明显了”。

  三、 创新社会主义文明:中华文明复兴的历史责任 

  从历史趋势讲,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积极超越,共产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根本扬弃。超越与扬弃资本文明,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基本规定性。中国既然是社会主义国家,就应该实现和表现出超越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实现和表现出对资本文明的根本性超越。虽然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有特殊的历史文化条件,但作为资本文明的积极超越这一基本规定性是不能否认的,否则就不能成为社会主义。在经济落后基础上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总体上低于资本文明水准,这不是不能改变的宿命,而是在长期发展中必将改变的状态。

  超越资本文明是社会主义普遍、长远和本质的要求,必然贯穿其发展的每个历史阶段。即使依然处于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国家也需要始终保持对资本文明的超越态势,以此作为思想与行动的基本原则。只有在超越资本文明前提下,我们的社会主义性质才能得到坚实有力的确保。超越资本文明,建构新型文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前进的唯一选择。虽然具有特殊的国情,尽管长期处于初级阶段,但当代中国社会本质上是不断成长的社会主义。现实情况的特殊性并不构成可以忽略这一本质之点的充分理由。

  在超越资本文明中创建新型中华文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合法性和优越性的重要前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是合法和优越的,一个基本根据就在于能够建构比资本文明更合理、更高级的文明形态。作为人类积极活动成果的整体,文明是社会发展程度的直接表征。不能在社会文明上超越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合法性与优越性就无从谈起。只有从根本上超越了资本文明,才在本质上超越了资本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人类社会现代化道路的一种新的模式,它开辟了一条新的人类社会现代化道路”。这条道路指向的是深刻超越资本文明,从而具有更高文明水准的社会主义新型文明。当然,也需要看到,虽然当代中国已经在一些方面和相当程度上优越于资本文明,但还需要继续砥砺前行,才能全面彻底超越资本文明,进一步强化和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合法性与优越性。

  作为当代社会主义运动的引领者,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相比,中国更有责任以对历史发展的自觉意识和勇敢担当,把握资本文明的运行与变化,实现对这种文明的不断扬弃。中国对当代资本文明的睿智处理,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具有普遍的示范作用,同时也对资本主义国家适当处理资本文明问题提供有益启示。当中国成功创造出一种新型、优质的文明从而超越资本文明时,或许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会争相到东方来取经。“将来,也许美国对中国的关注将不仅在于从中国出口的产品,并且在于中国所出口的经济模式”,进而是中国的社会制度与文明形态。“较之美国,中国有两个优势:其一,中国加入自由市场游戏的时间较美国短,尽可能吸取我们的经验教训;其二,中国政府尚未像美国那样已被强大的私有企业所垄断。这意味着,中国可能有机会为其经济发展另辟蹊径,从而在享有市场经济的要义精髓的同时,避免资本主义的弊病。”事实上,中国具有独特条件,拥有后发优势,又经历了几十年波澜壮阔的实践,很有希望创造出一种新文明形态。

  总之,对资本文明的深刻超越和新型文明的积极建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规定和历史责任,是中国道路、中国经验、中国模式的内在灵魂与核心特征。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成功与否,一个关键标准就在于是否有效超越了资本文明。如果明显超越了资本文明,创生了新的更高文明,那么我们的事业就是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发展和中华文明的当代复兴高度一致、相互规定,本质上在于建构比资本文明具有更高水准的社会主义文明。当然,当代中国对资本文明的扬弃是以对前资本文明的超越为条件的,二者同时展开于中华文明复兴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之中。

  四、 立足现实,解决问题,创新发展 

  中华民族正昂首前行在文明复兴大道上。然而,中华文明复兴的征程险阻频现、荆棘丛生。不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和对接踵而至的困难的克服,新的更高的文明是不会来临的。目前特别需要警醒的是,迄今为止,我们并没有很好地超越资本文明,甚至距应有的超越程度还有明显差距。总体而言,当下中国超越资本文明的意识不够明晰,体制、机制和政策措施不够健全,从而超越资本文明的能力不强。特别是我们还在一定程度上淡忘了这种超越的必要性。这对中华文明当代复兴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造成严重制约,甚至可能让我们忘却初心、迷失方向,贻误复兴中华文明的大好时机。因此,对资本文明的深刻超越,已经实际地成为当代中国发展的内在要求。

  整体上看,我们尚未形成明确的超越资本文明的意识。虽然对资本文明的超越几乎已成学界的共识,但还没有完全成为政界、商界和民众的共识,没有切实成为国家层面的自觉理念,更没有真正引起各级领导干部的足够重视。一些人仍旧以为,社会主义中国对资本文明的超越轻而易举。在党的领导下,实行公有制,就足以保证超越资本文明了。即便遇到点困难,也完全可以应对和克服。这种观念实际上存在很大隐患。事实表明,如果没有一整套健全的理念与制度,特别是具体的政策与措施,单靠公有制,难以保证有效超越资本及其文明。资本的文明作用和积极意义,还让一些人忘却它的根本局限性与负面效应,从而无法产生超越意识,甚至以为无须超越这种文明。少部分人将资本文明视作人类文明的顶峰,对之热切欢迎乃至唯其马首是瞻。

  也有不少人认为,现在超越资本文明为时尚早,可以先不考虑或不应考虑超越这种文明,而要一心一意接受和利用它。等到资本文明的合理性充分发挥出来,而我们也发展起来之后,再集中力量考虑超越的事情不迟。这实际上将超越资本文明同接受资本文明割裂开来了,其实二者完全可以结合起来。并非只有等我们完全发展起来、赶上资本文明了,才有资格超越它,而是在发展过程中,在接受资本文明的同时就应该有必要的超越。我们不是跟在西方国家后面亦步亦趋,而是借鉴经验、记取教训、避免弯路,这就是超越。文明发展的超越性总是使后来者居上。中华文明在以往一二百年间曾被西方文明超越,而今复兴的中华文明再次超越西方文明,已不仅是可能性,而且具有必然性。 

  因此,我们需要自觉地站在新型文明立场上,以超越的眼光看待和处理资本文明。在尚未从根本上达到或超过资本文明的情况下,接受、学习和借鉴资本文明是首要的;在同资本文明共处乃至互为发展条件的世界上,与资本文明交往、互联和协作是必需的。在历史的发展中,固然存在着所谓文明的冲突,但文明的合作更是常态。合作之中有竞争,竞争就是试图超越对方。合作和竞争都是文明发展的方式。文明竞争中的超越性努力,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内在动力,能够引领我们通达更高文明境界。在学习和利用资本文明的过程中,有无最终超越的取向,效果是大不一样的。如果不以这种超越为目标,就不能确保资本文明有益中国发展的方向,而可能导致其正向作用削弱而负向效应强化。如果明确以超越为目标,将其贯彻于具体认识与行动中,就会自觉限制资本文明的消极影响,更好地发挥其积极作用,实现中华文明的复兴。

  在确定我们的发展模式时,虽然我们也经常注意同资本主义模式相区别,但也应看到,在一些实际操作中,往往没有明确划分同资本文明的界线,更不用说必要的超越。近年来,我国实行了诸多资本主义国家都曾经用过的经济手段,如超发货币刺激经济,以高房价(特别是中心城市)拉动经济,使用金融杠杆推动经济等等。当然,同为市场经济,一些政策的相似乃至相同并不是问题。但关键在于,西方国家使用这些政策,在根本上是为了满足资本增殖的欲望,并且酿成了诸多严重社会问题;我们没有对其作出有效的批判性改造,甚至比较简单乃至略显盲目地使用,从而也遭致了一些负面后果。有些政策的效果不是很乐观,个别政策的负效果还比较明显。有理由认为,若干政策的实施并没有体现对资本文明必要的超越,说明我们超越资本文明、建构新型文明的能力亟待提升。

  我们把国计民生中的一些主要方面,如住房、医疗和教育等大幅度推向市场,但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又没有及时加以完善。由此导致民众生活成本与生活压力加大,甚至成为“房奴”“病奴”和“子奴”等新式“奴隶”,难以憧憬更高品质以至诗情画意的生活。这说明,我们在学习和利用资本文明的同时,还没能有效超越这种文明,未能有力建构更高文明。更有甚者,一些地方表现出的不是对资本文明的超越,而是粗糙以至畸形的模仿与追随。经济乃至各个领域中对增长或发展的盲目推崇与过度追求,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资本增殖和扩张本性的反映。某些地方或领域,至今还沿用资本主义以往常见的“边污染边治理”“先污染后治理”乃至“只污染不治理”以及“转移污染”等发展方式。没有足够有力地超越资本文明的弊端,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中华文明的复兴。反过来看,这种能力的不足亟待改变,更表明中华文明复兴核心取向的重大意义。

  综上所述,中华民族迫切需要提升在实践中自觉超越资本文明、有效建构新型文明的素养。当前正是从根基处超越资本文明进而创生新型文明的良机。从历史发展的高度,切实并睿智地把握这一宝贵时机,坚定有力地向更为高远的目标迈进,对中华文明的当代复兴至关重要。能否成功领导中国人民深刻超越资本文明,有效创建更高的文明形态,是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的重大考验。富于实干与创新精神的中华民族,将越来越自觉地践履这一使命,使中华文明乃至人类文明焕然一新。

  作者:郭湛,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刘志洪,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北京文化发展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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